记得在意大利时曾与当地的一些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有很多中国移民在欧洲谋生，意大利朋友对他们既钦佩又纳闷。佩服的是，他们通过自己日以继夜的辛劳，不仅在当地站稳了脚跟，而且还积累了可观的财富；纳闷的是，他们几乎没有闲暇，没有休假，让人看不到他们辛劳的目的。说是为了子女，子女一长大又重复这种忙碌。

平心而论，我很能理解同胞的行为方式。以前长期处于贫困，后来即便摆脱了贫困也还是缺少安全感，不能不以埋头苦干来积累财富。

问题在于，当这种无休止的苦干由群体行为演变成心理惯性，就陷入了盲目。而这种盲目的最大危机，是对公共空间、公共生态的隔膜。本来，他们是可以在那里摆脱这种危机的。

我在罗马时，看到绝大多数市民在公共假期全部外出休假而几乎空城的景象，想到了他们与中国人在文明生态上的重大差异。我写道：

中国人刻苦耐劳，偶尔也休假，但那只是为了更好地工作；欧洲人反过来，认为平日辛苦工作，大半倒是为了休假。因为只有在休假中，才能使杂务中断，使焦灼凝冻，使肢体回归，使亲伦重现。也就是说，使人暂别异化状态，恢复人性。这种观念溶化了西方的个人权利、回归自然等等主干性原则，很容易广泛普及，深入人心……

读者一看就知道，我在说休假的时候，着眼点不在休假，而在于“使人暂别异化状态，恢复人性”。这是人生的根本问题，却最容易被盲目的实用主义惯性所遮蔽。因此，悠闲很可能是一种清醒，而忙碌则很可能是一种糊涂。中华文明注重实用理性，绌于终极思考，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较少关心人文理想。这一点，欧洲常常使我清醒。例如北欧有些国家，近年来经济发展的速度并不太快，其中大半原因，就是由于实行了比较彻底的社会福利政策，使悠闲成为一种广泛的可能。

为此，我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写下了一段话：

我学着概括了他们这里的一系列逻辑关系――

社会安全靠共同福利来实现；

共同福利靠经济发展来实现；

经济发展靠市场竞争来实现；

市场竞争靠正常秩序来实现；

正常秩序靠社会责任来实现；

社会责任靠公民义务来实现。

因此，财产必须体现为义务，自由必须体现为责任，这就是现代经济的文化伦理。

想到这里，我更明白了，看上去慢悠悠、暖洋洋的瑞典模式，不应该被处于高速发展中的国家嘲笑。

那么，缩小了看，那些在欧洲很多街边可以看到的休闲人群，也值得我们另眼相看。正在快速积聚财富的中国人，有没有想过自己今后的生态模式呢？财富无限而生命有限，当人生的黄昏终于降临，你们会在哪里？

七

接下来，是那块巨石。

在冰岛，我去看了辛格韦德利火山岩间的那块巨石，大家叫它“法律石”。

我去的时候那里非常寒冷，却咬牙忍冻站了很久。初一听，那是北欧海盗们自发地接受法律仲裁的地方，去看看只是出于好奇。但是站在那里，我却想到了中华文明的一大隐脉，回到冰岛的首都雷克雅未克之后花几天时间一连写了好几篇文章。

中华文明的这一大隐脉，就是武侠精神。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至今爆红，证明这一隐脉的潜在力量至今犹存。往往是以家族复仇为起点，各自设定正义理由，行为方式痛快、壮烈，贯串着对“好汉人格”的崇拜。但是，这一隐脉在本性上是无视法律的，因此也造成了中华文明与近代社会的严重阻隔。无数事实证明，“好汉人格”很容易转化成“暴民人格”，荼毒社会。

在冰岛辛格韦德利的“法律石”前，我发现了当年北欧好汉们如何花费几百年时间，痛苦地更换荣誉坐标，改写英雄情怀。

更换和改写的结果，是放下长剑和毒誓，去倾听法律的宣判，以及教堂的钟声。这就与中国好汉们遇到的“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