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顺势任命我出任院长。

黄佐临先生听说后，立即向媒体发表了那著名的四字感叹：可喜，可惜！

上海电视台的记者祁鸣问他：“何谓可喜？”

他说：“‘文革’十年，把人与人的关系都撕烂了。这位老兄能在十年后获得本单位三次民意测验第一，绝无仅有，实在可喜。***总算尊重民意了，也算可喜。”

记者又问：“何谓可惜？”

他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行政职务，正厅级，但只适合那些懂一点艺术又不是太懂、懂一点理论又不是太懂的人来做。这位老兄在艺术和学术上的双重天分，耗在行政上，还不可惜？”

他的这些谈话，当时通过报纸广为流传。他称我“老兄”，其实我比他小了整整四十岁。但我已经没有时间与他开玩笑了，连犹豫的空间也不存在，必须走马上任，一耗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