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寻爱；他们坚持在中国寻恨。

与此同时，我在救灾现场看到有些遇难学生的家长要求惩处倒塌校舍的责任者。我对这些家长非常同情，却又知道这种惩处在全世界地震史上还没有先例，难度极大，何况当时堰塞湖的危机正压在头顶，便与各国心理医生一起，劝说遇难学生家长平复心情，先回帐篷休息。这么一件任何善良人都会做的事情，竟然也被《苹果日报》和其他政客批判为“妨碍请愿”。

对此，我不能不对某些香港文人说几句话。你们既没有到过地震现场，也没有到过“文革”现场，却成天与一些内地来的骗子一起端着咖啡杯指手画脚，把灾难中的高尚和耻辱完全颠倒了。连你们，也鹦哥学舌地说什么“石一歌”！

六

写到这里，我想读者也在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