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木形象十分相似。青铜树实际上是羲和、常羲设置在“石阵”──天文观测站中的座标。文献记载成都平原上的“石阵”，正是古巴蜀人按照《山海经》中的山系建立的天文观察站！因此，“巨石阵”就是《山海经》中山系之日出日落具体山峰的浓缩图，从地球绕日自转的黄道与赤道交角之变化，推演夏、冬之交替。

《海内经》云：“有九丘，以水络之：名曰陶唐之丘、有叔得之丘、孟盈之丘、昆吾之丘、黑白之丘、赤望之丘、参卫之丘、武夫之丘、神民之丘。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百仞无枝，有九欘，下有九枸，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大暤爰过，黄帝所为”。这山环水绕之势的九丘，就是上古蜀人以九帝王命名的观测天文的九大石柱。古蜀人不仅引水环绕石阵，而且石阵之中心还置有青铜神树，以树为座标，枝上之鸟为准星测定方位。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中的4只逆向飞行的鸟，与《山海经》记载的“使四鸟”和“金乌负日”的神话传说以及太阳神鸟和太阳神的崇拜有关。这和三星堆文化中的“崇鸟崇日”习俗是一脉相承的。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考古材料中的众多“青铜鸟”、“圆日形器”和有着10只鸟的“青铜神树”,以及《山海经》等文献记载中的“十日神话”的传说等,无不说明了上古蜀人就是“崇鸟崇日”的民族。上古时代的成都平原，正如同汉代中原人淮南王刘安所说的：“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扶木在阳州，日之所罢。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淮南王刘安所说的“太帝”，即《山海经》中的至上之神帝俊，帝俊又是巴蜀自然之神。把这一段与《山海经》的叙述对照起来看：讲的就是太阳运行的一种自然规律。两千多年来，这一过程始终被蒙上了一层神秘幕布，留下了充满神奇和荒诞色彩的传说。

《山海经·海内经》说：“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兽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郭璞注云：“其城方三百里，盖天地之中，素女所出也。”建木，“正立无影，疾呼无响”，这应是鱼凫王都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通天树的渊源。都广之野在北纬31°，虽不会出现阳光垂直照射现象，然而，古今黄赤交角却不同。“太阳系九大行星自转轴倾角有相当的离散性，一般认为系行星形成晚期受到不规则的大星子撞击的结果。近年科学家根据地质时期的生物分布，推测在地球形成以后，地轴倾角仍发生过多次大的变化”。也就是说：帝俊与他的两位妻子羲和、常羲一起在这“日中无景，呼而无响”，“天地之中”的都广之野的“石阵”──天文观测站里，以凭青铜树为座标来观测天地的。由传说中帝俊、半人半神的人物蚕丛、柏灌和鱼凫所开创的古蜀王国，后又经历了杜宇、鳖灵两代蜀王的开疆拓土和安民冶水，一举奠定了蜀国开明十一世王朝的漫长统治，所以，修蛇故事和巴蛇故事讲的虽然都是羿斩蛇于洞庭，是一回事，但两个故事流传的地区不同，表现的感情也不相同。

从历史文献和风水地脉情形推测，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为舟。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少暤生般，般是始为弓矢。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帝俊生晏龙，晏龙是为琴瑟。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帝俊生三身，三身生义均，义均是始为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后稷是播百谷。稷之孙曰叔均，是始作牛耕。杜宇传帝位给鳖灵，鳖灵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子孙。后来，他们又把首都迁移到成都。商王朝战胜夏王朝之后，对夏遗民进行了疯狂的镇压，而殃及到巴蜀。有关黄帝其他支系，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曰：“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

《国语·晋语四》有相同说法：“四母之子别为十二姓，凡黄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