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当静以镇之。张德远非不欲有所为，其效可见，亦足以戒矣。时议回临安，鼎奏恐回跸之后，中外谓朝廷无恢复之意。上曰：‘张浚措置三年，竭民力，耗国用，何尝得尺寸地，此论不足恤也’。”

《刘氏日记》云：“孝宗初立，张魏公用事，独付以恢复之任，公当之不辞，朝廷莫敢违。魏公素轻锐，是时皆以必败待之，特不敢言耳。及辟查、冯方为属，此二人尤轻锐，朝廷患之，遂以陈俊卿、唐文若参其军事，盖此二人厚重详审故耳。周益公时为中书舍人，文若来别，益公握文若手，使戒魏公不可轻举。后魏公知之，极憾益公，然卒以轻举败事。”

《何氏备史》云：“张魏公素轻锐好名，士之稍有虚名者，无不牢笼。挥金如土，视官爵如等闲。士之好功名富贵者，无不趋其门。且其子南轩，以道学倡名，父子为当时宗主。在朝显官，皆其门人，悉自诡为君子。稍有指其非者，则目之为小人。绍兴元年，合关、陕五路兵三十余万，一旦尽覆，朝廷无一人敢言其罪。直至四年，辛炳始言之，亦不过落职，福州居住而已。淮西郦琼之叛，是时公论沸腾，言路不得已，遂疏其罪，既而并逐言者于外。及符离之败，国家平日所积兵财，扫地无余，反以杀伤相等为辞，行赏转官无虚日。隆兴初年，大政事莫如符离之事，而实录、时政纪，并无一字及之，公论安在哉？使魏公未死，和议必不成，其祸将有不可胜言者矣。”

《涧上闲谈》云：“近世修史，本之实录、时政纪等，参之诸家传记、野史及铭志、行状之类。野史各有私好恶，固难尽信；若志状，则全是本家子孙门人掩恶溢美之辞，又可尽信乎？与其取志状之虚言，反不若取野史、传记之或可信者耳。且以近修四朝史言之，如《张魏公列传》所书嘉禾刺客，乃是附会杂史张元遣刺韩忠献事。又载遣蜡书疑郦琼之语，亦是《潘远纪闻》岳武穆秦州叛卒事。至云符离军溃，公方鼻息如雷，此是心学。虽亦取《莱公纪事》中意，然方当大军悉溃，亦安在其为心学哉！其说皆浅近易见，乃略不审其是非，登之信史，传之千万世，可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