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之使相，然无使相之权，亦徒唤奈何而已。”按其实，则政府齮龁之者非他人，即翁同龢也。同龢本不慊于文忠，因乃兄同书抚皖时，纵苗沛霖仇杀寿州孙家泰全家，同书督师，近在咫尺，熟视无睹。及为人参劾，上命查办，文忠时为编修，实与有力焉。然亦公事公办，并非私见也。同书由是革职遣戍。同治改元，始遇赦归而卒。然同龢因此恨文忠矣。使非文忠有大功于国，使非恭王知人善任，恐亦将以罪同书者罗织而罪文忠矣。所以光绪初年，北洋治海陆军，皆文忠竭力罗掘而为之。及甲午之败，文忠有所借口，而政府犹不悟也。当时朝士无不右翁而左李，无不以李为浪费，动辄以“可使制挺挞秦楚之坚甲利兵”为言。顽固乖谬，不达时务，众口一词，亦不可解。至因优伶杨三之死而为联语云：“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昌言无忌，不辨是非如此。所以梁鼎芬以劾文忠革职，同年故旧皆以为荣，演剧开筵，公饯其行，至比之杨忠愍之参严嵩。其无意识之举动，真堪发笑。

可见当时朝士之昧于时局，绝无开通思想也。甲午之役，文忠已许给小村寿太郎银百万，令其退兵。小村已允。及小村入京，文忠不料其觐见时，对上言之，上大怒。翁又怂恿谓文忠卖国。

附翁者又谓日本小国何足畏，翁听门生故旧言，一意主战。台湾之割，二万万兵费之赔，皆翁一人之力也。文忠愤激时对人曰：“小钱不花要花大钱，我亦无法。”呜呼！自古大将尽忠报国，未有不尝为群小所忌者，文忠犹幸不为岳忠武第二也。

李文史致谤之由当光绪初元，予以应试进京，但闻人言李文忠，无不痛詈之者，无论上下社会之人，众口一词，窃以为怪。按：文忠得谤之由，自苏绅起。当苏州克复之日，大兵进城，伪忠王府有牌坊一座，上刊颂语，款列众绅，如翁、潘、彭、汪等名，皆一时朝贵。合肥遣兵数百守之，不使拆。其实与名之人非建坊之人，无赖小绅借大绅之名以媚伪王。合肥不知，以为若辈竟暗通反寇，将穷治之，后察知其实，遂听其拆毁。然而苏人竟因此恨文忠矣。所不恨者，潘文勤耳，文忠口无择言，亦不能为之讳。光绪改元，恩科顺天乡试，适文忠因事入觐，公事毕，已请训辞行矣，因榜期在迩，遂勾留数日以候之。届期，文忠于贤良寺设筵，邀同乡显贵数人，秉烛宵以候报，至天明无一来者。遣人至顺天府阅榜，安徽竟无一人。文忠颇怏怏，即大言曰：“咸丰戊午，北闱不中吾皖一人，闹出柏中堂大案，不要今年又闹笑话罢。”即登舆出城而去。此言传于各主司之耳，岂能不恨乎？穆宗奉安之年，文忠照例办皇差。内廷派出大臣有灵桂者，亦大学士也。而文忠之走卒舆夫等，皆以为中堂仅合肥一人耳，又安知京中尚有无数中堂者。至尖站处，灵桂舆夫将灵桂大轿停堂中，文忠舆夫曰：“此我们中堂停舆地，尔何人敢停此！”灵之人曰：“我家亦中堂，且满中堂，位在尔中堂上。”李之人不服，大骂曰：“非我中堂，尔中堂尚有今日耶！”遂交哄。文忠闻之，命巡捕官传语止斗，且曰：“让让他，让让他，不要惹动癫狗乱咬人，不是顽的。”此言也，非指灵桂，乃暗指诸御史也。然灵桂闻之，岂有不恨之理。夫文忠尚能督畿辅二十年而不遭祸者，一由恭亲王倾心相托，二由慈禧尚有旧勋之念，三由文忠每年应酬宫闱亦属不赀，不然，危矣。予出入京师三十年，逮归自泰西后，始渐闻京师人有信仰文忠者，然亦不过十之二三耳。可笑者，甲午之年，予于冬初到京，但闻京曹官同声喧詈马建忠，竟有专折奏参，谓马遁至东洋，改名某某一郎，为东洋作间谍。盖以马星联之事，而归之马眉叔者。星联，字梅孙，浙江举人。癸未以代考职事革捕，而遁至东洋。建忠，号眉叔，江苏人，候选道，其时为招商局总办。言者竟合梅孙、眉叔为一人，可笑孰甚。予逢人为眉叔表白，人尚未信。予曰：“眉叔现在上海，一电即来，何妨试之。”及言于丁叔衡太史立钧，始遍告其同馆同年诸人。

即黄仲弢太史绍箕亦闻予言，始知眉叔之为人，然犹不深信也。

至谓文忠为大汉奸，眉叔为小汉奸，观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