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体而言，基本可信的古本《红楼梦》，有下列数种：一、甲戌本。这个本子的全名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年指的是乾隆十九年（公历1754年），那一年曹雪芹还在世。这个本子正文里有“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的句子。后来这个本子在社会上辗转流传，到晚清时候被一个叫刘诠福的官僚收藏。他很看重这个本子，但后来世事沧桑，他的藏书在旧书店出现，上世纪初被胡适买到，但那已经是个残缺的本子了，一共只有十六回（不是从第一回到第十六回，而是只存一至八、十二至十六、二十五至二十八各回）。尽管胡适一度认为《红楼梦》价值不高，但对这个残本还是非常珍视的。周汝昌还是不知名的小青年的时候，在报纸上发表了关于曹雪芹生卒年的看法的文章，胡适虽然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丝毫没有以权威自居，不是嗤之以“外行”，而是平等地与周汝昌讨论。后来周汝昌知道胡适手里有一部别人都看不到的古本，斗胆借看，没想到胡适竟慨然借予，那就是甲戌本。周汝昌真是喜出望外，于是不但精读，还跟哥哥周祜昌一起录了一个副本。后来解放军围住北京，周汝昌就主动把书还到胡适家，胡适家里人开门接过了书，没几天，胡适就被蒋介石派来的专机接到台湾去了。胡适上飞机的时候，只带了两部书，其中一部就是这个甲戌本。

胡适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没有选择留在大陆，而是去了台湾。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就从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开始，逐步把政治批判的靶心引到胡适这个大目标上。那时候周汝昌已经出版了《红楼梦新证》，从书名就可以看出来，他是在胡适的《红楼梦考证》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自己的研究。有可靠的资料证明，胡适在境外看到《新证》后，非常赞赏，认为周汝昌算是自己的一个有成绩的弟子。当时印出来的《新证》上，有对胡适大不敬的言辞，比如称胡适为“妄人”，后来大陆报纸上又出现了周汝昌批判胡适、跟胡划清界限的文章，有人告诉胡适，胡适并不在意，他说他知道那是不得已的，仍然对周汝昌的研红寄予厚望。

又过了半个多世纪，有些年轻人不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势，翻出旧书旧文章，觉得周汝昌先生怎么能那样对待恩师胡适呢？这就说明，即使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如果不“揭秘”，人们也会被表象所蒙蔽。好在当年负责《新证》出版的编辑文怀沙先生在我写这段文字时还健在，他在2006年已经九十六岁高龄了，竟还能坐越洋飞机到美国访问，我有幸在纽约跟他晤面，他对我细说端详：原来，《新证》的书稿是寄给一家出版社被退稿后，辗转到了他手里的，他拿到看了后觉得非常值得出版，但那时候胡适是个政治上有问题的人物，书稿里却多次正面或中性地提到胡适，怎么办呢？他也来不及跟周汝昌商量，为出书不犯“政治错误”计，就大笔一挥，将“胡适先生”改为了“妄人胡适”。说到这儿他顽童般呵呵大笑，其实他选择“妄人”还是有他的心机的，因为在当时的政治罪名里，其实并没有“妄人”这样一个符码，他故意不改成“反动分子”、“反动文人”等字样，而以一个貌似大不恭其实玩笑般的“妄人”，来替周汝昌逃避“美化胡适”的指责。现在的年轻人看到这里，该多些对历史情势复杂诡谲的认知了吧？

周汝昌先生自来是个专心做学问的人。在日本占领天津时期，他不去就业，关在家里闭门读书、钻研，这应该是爱国的表现。后来日本投降，中国军队进城了，他非常兴奋地跑出家门，到街道上去迎接中国人的队伍，还写了文章，刊登在光复后的天津报纸上，里面有“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句子，于是后来也曾有人向他发难：你为什么去欢迎国民党的军队？因为那时候共产党的军队接收的是东北的城市，天津是国民党军队接收的。一个知识分子，在日据时期不去替日本人做事，在自己居住的城市光复以后去激动地迎接中国人的军队，他错在什么地方了呢？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的日趋缓和与正常化发展，传媒也开始正面宣传国民党1937年至1945年的对日抗战，现在的年轻人，恐怕也就理解周汝昌先生当年“迎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