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那句刺耳的话，是希望松永能在二审中清醒过来，改变自己的态度。在会见中，纯子的这种心情得到了印证。

最后，我对纯子说出了我无论如何都想告诉她的话。

我说：“无论判决结果如何，我认为你应该继续深入思考案件发生时的非正常心理，尽可能地把它形成文字，传达给受害者遗属。我想受害者遗属也会对你怀有这样的期待。”

那一刻，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是作为证人出庭的主也母亲的一番话。这位失去了一个儿子、一个儿媳和两个孙儿的老妇人，佝偻着身子坐在证人席上，声音颤抖地说道：

“作为一个体会过分娩剧痛的人，我想问问（有同样经历的绪方）你，当小彩说‘我什么都不说，请把我送回我父亲的老家’时，你作为一个母亲，有着和小彩一样大年纪的孩子，为什么就不能体会到孩子的心情呢？”

也许是出于对受害者家属的考虑吧，当天坐在被告席上的纯子，身着类似丧服的黑色上衣和黑色半裙。主也母亲说话的时候，她一直用手帕捂着眼睛，双肩颤抖着嚎啕大哭。

我坐在旁听席上，看着她的样子，心想：纯子应该用一生去回答死者家属这个无法回答的疑问。无论她怎么说，都不会改变她的罪恶之深，想必死者家属也不会原谅她。尽管如此，作为赎罪，我觉得她应该尽可能地用语言来作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