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用带篮子的升降机，爸爸放声大笑。叉车和托盘他已经用了二十年了。

大多数晚上我都工作到很晚。兰迪计划驱车进行一趟长途旅行来招揽新客户，让我在他不在时帮忙打理生意。他教会我如何使用电脑记账、处理订单、维持库存。我从兰迪那里第一次听说了因特网。他教我上网、浏览网页、写电子邮件。出发那天，他给我留下一部手机，以便随时与我保持联系。

一天晚上，就在我正要下班回家时，泰勒打来电话。他问我是否在为大学入学考试做准备。“我不能参加考试，”我说，“数学我一窍不通。”

“你有钱，”泰勒说，“去买书自学。”

我什么也没说。大学与我无关。我知道自己未来的人生将会如何：十八九岁时，我会结婚。爸爸将分给我农场的一个角落，我丈夫会在那里盖间房子。母亲会教我草药和助产的知识。现在她偏头痛发作不那么频繁了，又去给人接生了。我生孩子时，母亲会来接生。我猜有一天，我也将成为一名助产士。我不知道未来哪里有大学的影子。

泰勒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你知道西尔斯修女吗？”他说。西尔斯修女是教堂唱诗班的指挥。“你猜她是怎么学会指挥唱诗班的？”

我一直崇拜西尔斯修女，也羡慕她的音乐知识。我从没想过她是怎么学会的。

“她去学的，”泰勒说，“你知道吗，你可以去拿个音乐学位。有了音乐学位，你就可以教课，可以指挥教堂唱诗班。即使是爸爸对此也不会有很大意见，不会说什么。”

母亲最近买了美国在线[22]网络的试用版。我只在兰迪的店里为了工作上的事上过网，但泰勒挂了电话后，我打开电脑，等着调制解调器拨号。泰勒提到杨百翰大学的官网。只花了几分钟我便找到了它。屏幕上满是照片整齐的、颜色如太阳石般的砖砌大楼，周围绿树成荫，美丽的人们边走边笑，胳膊下夹着书，肩上挎着背包，看上去就像电影里的画面。一部欢快的电影。

第二天，我驱车四十英里来到最近的书店，买了一本崭新的大学入学考试学习指南。我坐在床上，翻开数学练习测验。我浏览了第一页。并不是我不会解方程，而是我压根儿不认识那些符号。第二页，第三页，全都一样。

我拿着测验题找母亲。“这是什么？”我问。

“数学。”她说。

“那么数字在哪儿呢？”

“这是代数。字母就代表数字。”

“怎么做呢？”

母亲拿来纸和笔，摆弄了几分钟，前五个方程没解出一个。

第二天我又驱车四十英里，来回八十英里，带着一本厚厚的代数课本回到了家。

每天晚上，小工队正要收工离开马拉德时，爸爸会给家里打电话，以便母亲在卡车开到山上时备好晚饭。我留心听着那个电话，电话一打过来，我就开母亲的车离开。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会到虫溪剧场，坐在包厢看排练，把脚放在窗台上，在面前摊开一本数学书。自从学完除法，我就没再学过数学，对概念也不熟悉。我能理解分数的理论，但做起来很费劲，而且一看到页面上的小数，我就心跳加速。连续一个月，每天晚上我都坐在剧场的红丝绒椅子上，在舞台上的演员背诵台词时，练习最基本的运算如何做分数乘法，如何运用倒数，如何将小数加减乘除。

我开始学习三角学。奇怪的公式和方程让人安心。我被勾股定理及其通用性深深吸引它始终能预测任意一个直角三角形三边的关系。我对物理的认知全部来自废料场，那里的物质世界似乎极不稳定、反复无常。但有一个原理可以定义和捕捉生命的维度。也许现实并非完全变化无常。也许它能被解释和预测。也许它能用常理理解。

我从勾股定理转向学习正弦、余弦和正切时，痛苦开始了。我无法理解如此抽象的概念。我能感知其中的逻辑，能感觉到它们赋予秩序和对称的力量，但我无法破解其中的奥秘。它们严守秘密，成为一扇大门。我相信这扇门外是一个规则而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