瀑布。车里气氛凝重，起初我后悔提出这个转移注意力的建议，但爸爸一看到瀑布就变得兴高采烈。我带了一台相机。爸爸一直讨厌相机，但看到我拿着相机，他的眼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塔拉！塔拉！”他跑到我和母亲前面喊道，“在这个角度给你自己拍张照片。多美啊！”他仿佛意识到我们正在创造回忆，一种我们日后可能需要的美好。或者那是我情绪的投射，因为那正是我的感受。我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有些照片可能会帮助我忘记神圣树林。有一张我和爸爸在一起的很开心的照片。证明还有可能。

返回哈佛，我主动提出请他们住旅馆。他们拒绝了。整整一个星期，我们三个挤在我的宿舍里磕磕绊绊。每天早上，父亲只围着一条白色小毛巾，拖着沉重的步子爬上一段楼梯，去公共浴室。在杨百翰大学，这可能会让我无地自容；但在哈佛，我只是耸耸肩。我已经克服了尴尬。谁看见了他，他对他们说了什么，他们有多震惊，这些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在乎的是他的想法；他才是我要失去的人。

到了他们在这里的最后一夜，我仍未重获新生。

我和母亲在公共厨房不紧不慢地做牛肉土豆砂锅菜，之后用托盘将砂锅菜端进房间。爸爸默默地端详着他的盘子，旁若无人。母亲观察了一下食物，紧张地笑了笑，沉默不语。

吃完饭后，爸爸说有个礼物要送给我。“这也是我来这里的原因，”他说，“为你献上教士的赐福。”

在摩门教中，教士是上帝的力量在人间行事提出建议、给予忠告、治疗疾病、驱逐恶魔，是对人类的赐福。这一刻来临了：如果我接受赐福，他将净化我。他会把手放到我的头上，将逼我说出那番话、使我在自己家里不受欢迎的邪魔驱赶出去。我只需屈服，整个过程不过五分钟。

我听见自己说不。

爸爸目瞪口呆，难以置信地看着我，然后开始作见证不是关于上帝，而是关于母亲。他说，药草是来自上帝的神圣召唤。我们家发生的每一件事，每一次受伤，每一次死里逃生，都是因为我们被选中，我们是特别的。上帝精心策划了一切，于是我们得以谴责医疗机构，证明他的神力。

“记得卢克烧伤了腿的时候吗？”爸爸说，好像我能忘记这件事似的，“那是上帝的计划，是安排给你母亲的课程，好让她为我日后的遭遇做准备。”

爆炸，烧伤。他说，那是最高的精神荣誉，是上帝之力活生生的证明。爸爸用残疾的手指握着我的手，告诉我他的毁容也是命中注定的。那是一种温柔的仁慈，为了让更多灵魂信奉上帝。

母亲低声虔诚地补充了她的证词。她说自己通过调整脉轮能结束中风；只用能量就能使心脏病停止发作；只要有信念，她就能治愈癌症。她说自己曾患过乳腺癌，而她已经治好了。

我猛地抬起头。“你得了癌症？”我说，“你确定吗？你去检查过吗？”

“我不需要去检查，”她说，“我通过肌肉测试得知的。是癌症。我把它治好了。”

“我们本来也能治好奶奶的病，”爸爸说，“但她背离了基督。她缺乏信仰，所以死了。上帝不会医治那些背信弃义的人。”

母亲点了点头，但没有抬头。

“奶奶的罪过很重，”爸爸说，“但你的罪孽更深重，因为你既得真理，却弃之而去。”

房间里悄无声息，只听见牛津街上的车辆发出沉闷的嘈杂声。

爸爸的眼睛紧盯着我。这是一位先知的凝视，一个神圣的神谕，其力量和权威来自宇宙。我想与之对视，证明我可以承受它的重量，但几秒钟后，我体内有什么东西屈服了，某种内在的力量消失了，我目光下移，看着地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