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来的，杨剪去了外地，去做什么，李白不愿意多说。

伤口恢复得不错，各项病理结果出来，也都在安全范围之内。最后方昭质告诉李白他不需要再吃药了，李白揉了揉发肿的眼睛，抱上自己的包，一言不发地离开了诊室。

怎么了？你和我的师兄。方昭质看着虚掩的门沿，那一刻他希望这种状态持续到永远。

时间的确是宽裕的。杨剪生日那天，他做了半天心理建设才打去一个电话，没人接听，不过几天之后联系就恢复了。国安又有比赛了，他搞到两张票，最好的位子，邀请杨剪去，杨剪答应得痛快。这一切都顺利得过了头，方昭质莫名慌了，比赛中场，他叫了几个社团里的朋友去酒吧等着，心里才稍微踏实一点。

按理说一块看场踢得稀巴烂的球，看完了再一块去喝两杯酒，放在两个朋友之间，这再普通不过了。然而杨剪并未像大学时那样穿上和他一样的国安的T恤，方昭质也始终坐立难安。

不够愉快吗？他们聊得很顺，早已经没了最初重逢时的生分。就是太愉快了，当他说话，杨剪就会认真地听，带一点微笑，他在路口的水果摊前停步，想买盒杏子，杨剪会帮他挑选。这一切都让方昭质摸不清楚。

他总觉得自己正被注视，并非被杨剪的眼睛。

酒吧叫做Catino，小吃做得很不错，音乐有种悦耳的吵闹，适合醉生梦死。那几个同学杨剪全都叫得出名字，可是打过招呼过后他就很少说话，只是一口一口地喝酒。

看他喝得太专心了，滴酒不沾的方昭质也破了戒。后来他再开口，无法描述自己组织语言的感受，只能听见自己的声音。他们劝杨剪去好好治治眼睛，他们聊到上个月，有关为什么会重逢，这也是同学们都在好奇的，方昭质趴在桌面上，听自己说，杨剪准备了一大笔钱，要救自己的弟弟。两百万，两百万呢！可是最后只花了不到八万，弟弟自己交的，不领他的情。

杨剪也不反驳，就笑。

同学们对于弟弟的兴趣显然比不过对那两百万，没有人不好奇，也没有人不问，你在山里待那么久，哪儿来的那么多钱呀？

杨剪把酒瓶放下了，精酿啤酒，搁在桌面上，又沉又硬，方昭质也在这时缩了缩肩膀，他意识到自己的嘴快，可是坐起来一瞧，杨剪并没有在看他，也并没有不悦的样子。

“以前有人告诉我，赚够三百万就可以干成一件事，”杨剪说，“我只赚到了三分之二。”

“事情办成了吗？”

“不用办了。”

同学们都说你这人真行，不显山不露水。

方昭质却忽然呼吸困难，杨剪被醉酒的光晕包围，独自面对那些问号，就要熔化在这喧闹的秋夜里。一瞬间迷人透了，他也看到了，杨剪可以和所有人笑，可以把自己的挫折袒露，却不会为了谁处心积虑地去说一个谎。这是否也是一种慈悲。而他自己好像连询问三百万块钱到底可以干成什么的勇气都已经失去，他可以趴在杨剪耳边吗？他可以去轻声细语吗？

他竟然忘了手机还用通讯功能，在备忘录里写下一行字，他把手机塞了过去：

我想知道你欠了他多少钱。

他相信杨剪可以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