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这个剧本的不了了之，我父亲态度含糊地终止了起初引得他热血沸腾的这件事情，我的母亲和我都心照不宣地不再提及那个夭折的剧本。我的其他三个姐妹在我记忆里一直对这些事情或者说她们对我们的父亲不那么关注，理由当然是她们没有挨过他的揍，在她们眼里他是一个跟她们同学父亲没什么区别的父亲。

就是这样，某一天，我的初中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到家里造访我的父亲，他告诉他说，我的作文写得很不错，其他功课成绩也不错，而且性格坚韧要强（曾经有一次由于成绩不太理想，我对自己很不满，导致肝火旺盛口舌生疮），他认定我的前途不可限量。无疑，我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给我下的评语极富权威性，它直接导致了我父亲对我态度的扭转，某一次他甚至吃掉了我从学校里带回来的剩咸菜，他嚼得咯吱有声，我却差点因为受宠若惊而掉下眼泪。

我的初中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对作文的偏爱，是地处偏僻的农村中学里的一件大事。在他的授意下，我们成立了一个名叫“奋飞之鹰”的文学社，跟校长讨要到教师山墙上的一面黑板当阵地。我们开始利用周日时间，在那块黑板上抄自己写的小随笔和小诗歌，花花绿绿地弄上很多花边，除此之外，语文老师还自己掏腰包买信封邮票，把我们的作文向外邮寄。

我一直认为，初中结束后我固执地选择到天津去上一所中专学校，是因为要逃离让我胆战心惊的父亲，我太想到一个非常远非常远的地方去了――即便他后来对我态度好转，我也时时因为他对我流露出的那些好而备受惊吓，我总是担心这种好态度坚持不了太久。与其这样不如离开他，同时离开让我厌烦的家，这是我当时少年老成的想法。这直接导致了我从事小说创作之后时时而生的懊悔：如果我按照他的意思去读高中，假如说能考上一所大学，那我很有可能去念中文，无疑在一所大学里的中文系念上几年，比在一所理工学校里念上几年，之后再从事小说创作，有着不可同比的意味。念理工导致的直接恶果就是，我不知道自己可以写小说。学校里有些高年级的师哥师姐办了几份油印刊物，有那么一天我萌生了写篇东西给他们的念头，当天晚上自习课间隙，我拿着那张纸，在师哥教室外面徘徊了十分钟，最后把它撕掉了，扔在垃圾桶里。四年里，我一直在跟那些让我懵懂的测量仪器、工程制图、各种力学书较着劲，稍一疏忽就有考试不及格的危险，这更消亡了我写点东西的念头。

1994年我来到烟台，那几年我频繁光顾位于大海洋路的一家邮局，因为只有在那里我可以买到《小说月报》、《青年文学》之类的杂志。促使我对小说真正产生感觉的，除了王朔，还有张欣和刘索拉，后者正是拜上世纪90年代中期大海洋路那家邮局所赐。我读到并记住的是张欣的《亲情六处》和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张欣娓娓的，毫不惊慌的，写了名叫余惟沉和简俐清这两个性格截然不同而又在生活里紧紧抱成一团的女孩，刘索拉则乖张地去写了一群音乐学院的学生――这个乖戾的女人自此在我心里生根发芽。

这个时候，我开始意识到做一个作家，躲在小说背后，被读者去尊崇，去猜想，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与此同时，一批70后作家已经风生水起了，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一切都是陌生的，遥远的，遥远到我丝毫不知情。这到底是源于什么呢？源于这个城市对这个圈子的疏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认为这是主要的），还是源于我自己的浅陋、无知？总之，真正接触小说创作、发表、圈子里的人和事、某些花边新闻、某些潜规则，等等。这些，已经是2001年了。

2001年冬天之前，我仍然是一个对文学一头雾水的、但年龄已经接近30岁的女人了，无疑这样的年龄用近些年的创作“行情”来看，已经是有些老了。在那年之前，我仍然不敢有自己写小说的念头，当然，很多外因的限制也不得不考虑，比如我一直没有房子，结婚后租住在城乡接合部一间十平方米的厢房里，终日只能围着一张床在有限的空间里转圈，还比如，那时候我尚不知道电脑为何物。那个冬天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