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雪芹，字子清”即是），刘铨福被传为其父刘宽夫又有什么奇怪呢？胡适就发现过这种情况，他说：“《百家书札真迹》有了念先先生撰的小传，其中刘铨福小传偶然有些错误（一为说‘刘字铨福’；一为说他‘咸同时官刑部，转湖南辰州知府’，是把他家父子认作一个人了）。”（《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至于“脂砚堂”更显然是“脂砚斋”的讹传，因为小说本子以“堂”称的本来不少，如《水浒》之有容与堂本、贯华堂本等等。《石头记》称作《红楼梦》，也没有什么文章可做，脂本脂评中本来就常见两个书名通用；俞平伯先生当年辑录脂评，五种本子倒有四种原称《石头记》的，但他却不妨题作《脂砚斋红楼梦辑评》。笺记只是据传闻记下有这么一种本子，却无从核对原书题名是什么，记作“原稿”也不过是传闻而已，哪可真作书名看？回目“林黛玉寄养荣国府”不就是甲戌本回目“荣国府收养林黛玉”的误记吗？“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也是甲戌本脂评中所提到的本来回目。笺记所引朱评，都只简说大意，只要不故意挑剔，全与甲戌本合榫。总之，就是刘铨福所藏、后归了胡适的甲戌本。凭什么厚诬做儿子的在父亲留下的本子上“做了手脚”？

厚诬他人是不道德的

我总以为学术问题看法不同，可以自由争论，但褒贬人物最好尽量客观些、公允些，特别是说到某某人造假作伪，这无异于指责人家做贼，说话总得有可靠证据。刘铨福、胡适，一个是十九世纪的人，一个去了台湾，也已作古，都不可能再以诽谤罪向法院起诉欧阳健了。但他们不可能了，我们说话就可以不负责任吗？为什么不想一想其人有无干此类勾当的可能？刘铨福不但是红学史上的功臣，也是个品格志趣都很高尚的人。虽然官至刑部郎中，却不肯与官场名利之徒同流合污，所以为官并不得意。孙诗樵《馀墨偶读》中说他“嗜金石，善画梅兰；终日温袍敝履，晏如也”。他的友人乔松年有《赠刘子重》诗，摘句云：“意中万里风云开，骅骝中道犹徘徊；侧身人海感不偶，独立一世心悠哉！学术贵厚气贵老，致远晚成不在早；况是吾侪淡富贵，龌龊科名安足道？”你觉得这样的人像不像是干卑鄙勾当的？撇开人的品德不论，刘铨福还是当时收藏古物之富“都下无比”的大收藏家，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人会去造一本假书的。当代北京收藏最富的不知是不是张伯驹先生，他收藏有唐代杜牧手写的《张好好诗》真迹，这很自然。倘若有人说，这幅字是伯驹老先生为牟利而伪造的，其谁信之？胡适，大家都很熟悉。我只想提醒一句，今天已不是五十年代或红卫兵时代了，不能再把什么脏水都往胡适身上泼，应当实事求是地评论。他作为一位我国现代学术文化史上很有影响的学者，不是扣一顶“实用主义”的帽子就能一棍子打死的。从他的为人看，我以为还不至于干那种明明知道是假货而还要借此沽名钓誉的事。

与大骂刘铨福相反，欧阳健对同治年间的孙小峰（桐生）则大捧而特捧，赞他“才识卓越”，誉之为“《红楼梦》水准颇高的鉴赏者和批评家”，目的也仅仅为了对自己写文章有利。因为他像写小说那样地虚构了如下情节：“他（指刘铨福）之所以把妙复轩的评语本连同脂批本一起推荐给孙桐生，不过是希望引起孙桐生对脂本的重视，也能予以刻印，或者至少能将此本的评语一道汇编排比到刻本中去；可惜大约孙桐生并没有赏识这个出于‘曹雪芹亲朋好友’的脂砚斋之手的‘最古的评本’，不久又把此本退还给他了。刘铨福对于孙桐生的不赏识，颇为不平……”什么“推荐”、“希望也能予以刻印”、“将此本的评语一道汇编排比到刻本中去”、“颇为不平”云云，全属无中生有。作为推测，也根本不合情理。妙复轩评本是张新之个人的评本，又不是集评，如果把脂评也“汇编排比”进去，成个什么了呢？比如老兄有一本红学论文集要出版，有人就要求把胡适的几篇红学论文也收到老兄的集子里去，这不有点荒唐吗？孙小峰赏识不赏识甲戌本能说明什么呢？说明他“才识卓越”吗？他在此本上郑重地署上年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