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欧阳健对抄本的避讳字看得那么重要，为什么不敢谈谈己卯、庚辰本中的避讳呢？从他文章的引语看，他是读过吴恩裕、冯其庸先生详谈这方面问题的文章的。1975年，吴、冯两位在这两个本子中发现了多处避讳的“”字和“”字，从而确定了己卯本（一般认为不如说成“己卯本的底本”更稳妥些）是怡亲王府的抄本，是怡亲王弘晓（允祥之子）组织人力进行过录的本子。这从雍正要曹完全听从怡亲王允祥看管的两家特殊关系看，是完全可信的。吴、冯二位为证实此事，还核对了钤有“怡亲王宝”等几种图章的原抄本《怡府书目》中对这两个字的写法，发现避讳与己卯本完全一样。这有力的内证足以说明“民国之后制造”己卯、庚辰本云云，纯属极端荒谬的无稽之谈。不必说为迎合胡适考证需要的书贾绝对无法制造出来，除去当时深谙怡亲王与曹家关系的圈内知情人外，即便是清末之前的任何考据家也决计想不到这一层关系上去的。

欧阳健还把戚序本（有正本，实则指其底本）等一批明明在程甲本之前的脂本，都颠倒说成在程甲、程乙之后。所举理由是序写得早，不等于本子也早；今存的本子上有批语，而作序时是没有的，都还是“白文本”。（真能别出心裁！）何以见得呢？他说：一、“戚序只回答了‘未窥全豹’即八十回的问题，而没有回答批语的问题。”舒序本、甲辰本的序中也“同样未说到批语的事”。可见批语都是后来加上去的。二、“假如上述批语确实写于乾隆年间，那么在弥漫浸淫于‘乾嘉学风’的整个清代，是没有理由不把这些关涉作品作者考证大事的批语弃置不顾的。”

前人写书序与今天出版书写“前言”或“出版说明”往往面面俱到不同，一般都很简短，集中地只谈书本身的价值、影响。如果书只有半部，那自然要交代；或者以往只有半部，现在忽成“全璧”，那当然更会作为主要内容来谈。至于评点，若非专刻（抄）某家的，又说不清究竟是以前推评的，即使编入了，也肯定不会谈到（当然，这里也还有对评语价值的认识问题）；要提到也不在序中说，如甲辰本只在第十九回的总评中说到“原本评注过多，未免旁杂，反扰正文，今删去……”，程乙本只在“引言”中说到（与“序”性质不同，都谈具体问题）“但创始印刷，卷帙较多，工力浩繁，故未加评点”。因而序中未说到批语事，根本不能证明就是白文本。相反的，从甲辰本总评、程乙本引言所述看，倒可推知以前的抄本多数是带有评语的，而不是白文本。

乾嘉学风与现代新观念

乾嘉重考证之学，但学人文士们也不是什么都考，对待经史子集、名物制度与对待稗官野史、适趣闲文的态度截然不同。小说本来就受到封建正统观念的轻视，何况《红楼梦》又属多次被朝廷诏令列入应予禁毁的“淫书”，这是应该想到的。但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历来野史总是只写古人、死人或别人的事，从来没有以自己的家庭兴衰遭际、悲欢离合和自己的亲见亲闻、亲身经历作为素材来编故事、写小说的。（《红楼梦》在我国小说创作史上的划时代的意义也在于此。当然，还有他坚持“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的现实主义创作的美学理想）所以，作者的思想、经历、家世等等是从来不在考据范围之内的。《三国》、《水浒》、《西游记》、《金瓶梅》，哪一部小说不是作者弄不清的？或者有哪一部小说的作者是被乾嘉学者认真考据过的？因为在人们的观念上作者是谁，是个什么样的人，与关云长、李逵、孙悟空、西门庆都没有什么关系，反正这些人物原型，绝不会是作者自己或他家里的人。以为只要关涉到作者及其家事情况的话，都会被看成重要材料，都不会被“弃置不顾”，这是把“五四”以后才有的新观念，甚至是今天的文艺创作思想加到乾嘉时代的人的头上去了。乾嘉学风对红学不是没有影响，而是影响很大。只是因为时代的传统的思想观念的局限，使他们想不到小说还能写自己，曹雪芹竟敢暴露自己家庭的种种丑闻（虽则都是变了形的、以假存真的），总以为是写别人的事，因怕得罪人，故将真事隐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