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牵强附会的不根之说。”我们不禁想问：加此评是为了影射作者与曹的关系，你是怎样才知道的？难道脂评说过贾政就是曹吗？“牵强附会”、“不根之说”的指责怎么可以凭空加在脂评头上呢？必须指出，曹之名，在清代任何评红文字中都没有出现过，因为压根儿不知其人；作伪者（如果真有的话）也无从知道，又怎么能去影射呢？是因为贾政生了宝玉、曹生了雪芹吗？雪芹之生父竟是曹还是曹？现在又出了一个曹《（说什么是”金水生”故生“”），笔墨官司至今还在打，今人尚不确知，何况对作者家世几近无知的清人。曹是也领过织造主事之衔的，但那是继领亡兄之衔，非承亡父之职，更不是额外赐加的。脂评所指乃曹事（当然，用其事，不等于说曹就是贾政；曹死后只留一遗腹子，而贾政则生有儿女五人，可见附会无疑，小说人物本多拼凑而成，如鲁迅所言。脂评也只在细节上提供现实素材之来源，从未有某人影射某人之说）。康熙五十二年正月初三曹折：“荷蒙万岁旷典殊恩，特命管理江宁织造，继承父职；又蒙天恩，加授主事职衔……”（《红楼梦新证·史事稽年》529页）可见脂评所说不妄。此事连欧阳健都没有弄对，即便作伪者有天大的本领能作，作了又给谁看？

任意曲解，缠夹不清

明明不是这个意思，欧阳健却偏要说是这个意思。这些地方，我不知如何与你辩论。比如第十九回有一条脂评说，宝玉是“今古未有之一人耳”，要评出他是怎样的人物来很难，只有黛玉一人与之可对，最后说：“余阅此书，亦爱其文字耳，实亦不能评出此二人是何等人物。”这本是我们很能理解的话，说明小说实非作者简单的自传，曹雪芹也并非照自己的样子来塑造宝玉形象的。作者利用自己的生活经历、体验、积累，创造出两个全新的、独特的艺术形象，而这些形象不是某一种概念的代表，也不是生活中某一真人的仿制，或在某本书中可以找到的。它相当复杂，要想用几句话说清楚并不容易。我想大体是这个意思。可是欧阳健怎么说？他说这是“明白宣示批点者对作者身世与小说本事毫不了解的批语”。这里哪有一丝一毫关系到“作者身世”？艺术形象的个性独特怎么可以跟什么了解不了解“小说本事”扯在一起呢？欧阳健还想用脂评来证明戚本（有正本）早于甲戌、己卯、庚辰本，说得也够怪的。大家知道戚本虽与甲戌、己、庚本没有直接过录关系，但它的整理成书，却比上述诸本迟得多，其中脂评也可能是不止一种本子评语的集合，并经过删除和改动，所以不免时有讹误。如第二十二回黛玉问宝玉：“至贵者是宝，至坚者是玉，你有何贵你有何坚？”原来的脂评是：“拍案叫绝。大和尚来答此机锋，想亦不能答也。”至戚本，却讹成“拍案叫绝，大都尚未答此机锋，想亦不能答也。”正误是一目了然的。但诸如此类的例子，欧阳健却有相反的说法。如第十五回宝玉于送殡途中，留情于邂逅之村姑二丫头，小说写其离去时有“争奈车轻马快”之语，甲戌评“车轻马快”曰：“四字有文章。人生离聚未尝不如此也。”至戚本，“文章”已作“文意”，“离聚”已作“难聚”，都因形近致讹。欧阳健却倒过来说：“‘车轻马快’，纯从宝玉之意绪写出，故曰‘四字有文意’，而甲戌本侧批改‘文意’为‘文章’，就不通了，又改‘人生难聚’为‘人生离聚’，也与文情不合。”居然以通为不通，以不通为通，真是少有的怪事。请问老兄在什么地方曾见到过“有文意”这样可笑的用法？宝玉遇二丫头是“聚”，又上路是“离”。批者以为作者用“车轻马快”四字，话中有话（即所谓“有文章”），它包含着更深的感慨：人生恰似过客，离合聚散，皆来去匆匆，瞬间即还；欲寻旧迹重见无期，此亦“雪泥鸿爪”之叹。二丫头非宝玉长相思而不得相见者，又刚刚才见过面，这里如何用得上“难聚”二字？

类似这样可笑的是非颠倒，还有欧阳健驳周汝昌先生的一段话：

周汝昌认为，己卯、庚辰本夹批的署名，是被甲戌本与戚本（有正本）删去的。他说：“最可笑的是戚本，他好像不明白这个署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