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个上档次的学术讨论会。专家中有几个是学位点的评委，求的人太多，请的人也太多，请他来不是把飞机票寄过去就完事了，还要调动各方面的关系才请得动，还有些是包了飞机票和全部费用还可以带夫人也请不动的。马厅长说：“实在请不动，以后上门慢慢做工作吧。”厅里前年为申报博士点设置了一笔六十万的特别基金，马厅长亲自带队到全国跑了二十多天，评委一个一个都拜访了，钱用了一大半，事情还是没成。今年又追加了四十万，志在必得。光是这次会议，就做了二十一万的预算，主要从基金中开销。董柳说：“你们用起钱来，我听一听都能摔个跟头。我们打一针一块钱两块钱，打一辈子也不够你们开三天会啊。”我说：“谁跟谁比？你们干一辈子，就是为了开这三天会，人跟人好比的吗？”学术会议交流学术事小，疏通关系事大。像这种上档次的会议，没有大人物的利益在里面，根本开不起来。董柳说：“我真的为那些护士打抱不平，她们是怎么赚钱的？血汗钱，针挑土！别人是怎么用钱的？浪推沙！赚钱的方式跟用钱的方式差别太大太大了。”想一想钱的确也花得令人心疼，可金字塔上面的人与下面的人又怎么好比？几十几百个也比不了一个啊。我说：“要承认你们勤勤恳恳还是为革命做了贡献的，奉献精神还是值得肯定和提倡的，在平凡的岗位上还是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的，这成绩组织上还是心中有数的。”董柳冷笑说：“几顶大草帽往我们这些人头上一扣，勤恳啊，奉献啊！人家得到的可是实际的东西。”我说：“世界就是这么回事，你有意见又有能力你就到那个份上去，你有意见又有脾气你对天叫几声屈，你有意见没能力又没脾气你就那么呆着，最好是有智力障碍什么也看不清你就连意见也没有了。”董柳说：“这些人总要讲道理吧。”我说：“要我说吧，道理是人来讲的，怎么个讲法是由大人物决定的，大人物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讲的，这个游戏规则也是由大人物设计的。道理要由你们这些人来讲，那很多事情就办不成了。所以不能让你们有机会说什么，心里想一想是可以的，但不能说，谁说就是谁的错，你错了你就等着瞧吧。所以你们也不要抱怨太冷漠了，那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也不是谁心里就愿意那样。”董柳说：“有些人头上那顶帽子是金的。”我说：“金子才多少钱一克？那些钱都买了金子做帽子，谁的头顶得起？你还是农民伯伯的想法，想着皇帝挖土，恐怕是用一把金锄头吧。”董柳的话也唤醒了我的平民意识，一个人掌握了资源，他总该想想手中的东西怎么来的，一针一针打出来的啊！世界是很荒谬的，也许还要一年年荒谬下去。可难道荒谬能够因为它存在就成为合理的了吗？

为了让北京出的书能赶上这次会议，马厅长临时决定把会议推迟十天，这一推又让许多人忙了几天。离会期只有一个星期了，书还在北京郊区一家印刷厂里，马厅长很着急。我说：“赶不上就算了，以后寄给他们也是一样的，再说他们也不一定会看。”他说：“在会上拿出来效果毕竟好些，课题做出来就是给他们看的，别人看不看，倒是小事。”他派小蔡带了一万块钱加班费去印刷厂专等，无论如何要在会前带三十本书回来。开会的前一天小蔡打电话回来说书已经拿到手了，我说：“坐飞机回来，越快越好。”他问我从印刷厂到机场打的要一百多块钱，能不能报销？我说：“越快越好，听不懂中国话？”

会议在随园宾馆包了一层楼，两辆小车专门到机场火车站接人。因为不收那几个评委的食宿费，干脆把其他代表的食宿费全免了，免得有人哇哇叫。几个有身份的老人走到哪里都被包围着，年轻的代表带了照相机，左一张合影，右一张合影，以后就有拉关系的由头了。我如果不是主管会务，根本就插不进去，也实在没有勇气做出那样一副嘴脸。我感谢马厅长的安排，他考虑问题真是丝丝入扣，不然我哪有机会上去说几句话，留下点印象？第三天到沙州去游玩，有个老头子童心大发，脱了鞋跳到水里去，马上有一个广西来的代表去给他探路，弯了腰双手淘着水说：“这里这里，这里是平的，这里这里，这里也是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