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线索都串起来了――幕后的那双手，不是别人，而是我的老师，新任的研究院院长。

我一直不理解，我团队里的老师，为什么要去诬告我。我在外面活蹦乱跳，团队的项目会非常好拿，评奖评优也有优势，他百利而无一害，我进去了，团队也就散了，圈子就这么大，他干的那点事，很快就会人尽皆知，如果没有人力挺他，他的日子会很难过的――而有资格力挺他的人，一定是在学术界有很大能量，我也要低头认栽的人。

我同样也不理解，老师也就算了，已经毕业的学生为什么也要掺和进去，我自诩待学生十分宽厚，凡是快毕不了业的学生求到我头上，不管是不是我名下的学生，我都会连夜帮他们修改大小论文，用尽手段把他们推到毕业。

谁能说服我团队的老师，和我曾经相处过的学生，背信弃义、铤而走险？

我的老师，新任的黎院长，显然能。

我甚至能想到他怎么说服面对唾手可得的利益却犹豫不决的年轻人，他会说：“这个事啊，得让明朗受一点委屈，闹大了，有了关注，才能彻查到底。院长这几年，做事太荒唐了，他对明朗不公平，对青年教师们也不公正，这样的人，怎么让他继续做下去呢？你不要怕，你是在帮明朗，又不是在害他。等以后他出来，要是他找你们麻烦，我会劝阻他的。”

我做出这个判断，并非主观臆断，我落难时，他模棱两可的态度；我出来后，他避而不见的姿态；我的师兄弟们乃至学术界的大前辈们在整个事件中诡异的沉默；我在狱中还算顺畅的做科研的经历……

结合我出来后，院长进去，他成为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我有九分的把握，这事是他折腾出来的，剩下的一分，还差一个电话。

这个电话我并没有等太久，大约一个小时后，我的导师拨通了我的电话。

我先开启了手机的录音功能，再接通了电话，我老师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小子开了录音吧？”

我没承认，也没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