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了一盏灯，而灯在黑暗里，在狂风暴雨中，在凄迷晦暗间，是最珍贵的。朋友，你会嫌弃一盏灯吗？如果你嫌弃灯，那么你不如嫌弃自己的眼睛。灯总是好的，哪怕你自以为自己身处白昼。身处白昼又怎么样，日升日落，你总有黑了视线的那一刻。那么，这一刻到来的时候，我们总应该有盏小油灯。哪怕是盏小油灯，好着呢，幸福着呢，神性充裕着呢。

哥哥死去了，以后谁问起我，我都会这么说：“《凯文日记》前半部分的作者吴凯死了，现在更文的是吴凯的弟弟，另一个吴凯。”可是第一个吴凯是怎么死去的呢？这需要不需要追究谁的责任？我只能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哥哥是怎么被警察带走的，也不知道哥哥为什么会莫名其妙的死去。我甚至不知道哥哥对于自己的死亡是坦然接受，还是心有不甘。我只知道《凯文日记》的写作任务传到了我的手上。至于哥哥的死，可能成为谜案，可能成为疑团，也可能什么也不会成为，它就是一场普通的事故。就仿佛你过马路的时候被一辆黑色高级小轿车蹭了一下一样。对于哥哥的死亡，我无话可说。实在要说，那么一切的答案都在我的文字里。

昨天我去了建设路的伊藤洋华堂。伊藤洋华堂是成都引进的日本独资企业，曾经在成都创造了商业奇迹。那个时候的伊藤门店天天门庭若市，日日宾客盈门。那个时期，只要到成都就一定得去伊藤逛逛。不去一次伊藤就好像没来过成都一样，留下许多遗憾。我第一次去伊藤就震惊了：干净，典雅，规整，方便，舒适。我几乎可以把所有形容一间商店的美好词汇就赠送给伊藤，因为它太超前太超过普通成都人的商业观了。最让我受宠若惊的是去收银台结账的时候，穿干净制服的收银员会向你鞠躬致谢，这让平时受尽营业员白眼的成都市民欢喜极了。

但是昨天我去伊藤，才发现伊藤已经完全变了。我在伊藤的一个柜台买一支小小的脱毛膏，营业员告诉我要去收银柜交钱。我兴冲冲的赶到收银柜却发现空无一人。只有柜台上放着一张纸片：缴费去二楼红人专柜。我不厌其烦的又上了二楼，找到红人专柜才发现还是空无一人。我傻乎乎的喊：“有人吗，付账！”旁边有一个营业员像看见鬼一样用一双邪魅的眼睛悄悄瞪我，但她什么也没有说，完全不理我。我在收银柜等了五分钟，既没有人来结账，也没有出现收银的职员。一刹那我觉得自己好像被整个世界孤立和算计了。我的四周全是伊藤的营业员但就是没有人搭理我。我仿佛是一个透明的异类，而她们全是智慧的地球人。我被集体排挤和集体有意识疏离了。

心灰意冷的我拿着账单回到专柜，我告诉女营业员：“没有人收银，两个收银柜都没有。”女营业员用一种不满的语气说：“那是你没有找对地方，服务台肯定有人！”可是收银不应该是在收银柜吗？怎么会去服务台呢？我觉得这个女营业员也开始在消遣我了。我转过头落寞的离开了伊藤，并决定短时间内我不会再来这个地方。听说以前的伊藤日本籍总经理三枝富博早已经回了日本，现在的成都伊藤总经理是个中国女人。我的心猛的一惊，怎么日本人当总经理，伊藤是可爱的。一到中国人当总经理，伊藤就变得这么冷酷扭曲，毫无趣味？难道真的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淮北则为枳？所以现在的成都伊藤只是一个戴着东洋帽子的四川小丑？这让我非常郁闷。

最近十年我一直在反思中国文化，我觉得中国文化最缺乏的一点是对文明的尊重和向往。而文明往往和神性离得很近很近，也就是说中国人往往是在自愿的疏远神性。西方人选人用人往往喜欢找神性充裕的年轻人来担当重任，但中国人选人用人却喜欢找魔性充足的野蛮人来赋予重担。在中国人的语境里面，魔性充足往往是能干的代名词。所以我平时只要一听到中国人夸某某某能干，我就心惊肉跳。我觉得这个能干人很可能就是一个王熙凤或者贾琏，更糟一点说不定是贾雨村。我害怕中国人说的能干，反而我听到中国人说谁谁谁笨，蠢，傻，我反而会多看这个人几眼。我知道中国人是习惯于把有神性的孩子形容为笨，蠢，傻的，这是中国人文化中的劣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