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七的童年，是在玻璃渣里寻找那点可怜的甜。他小时候总爱问一件事我哪里来的？

得到的回答总是垃圾桶里捡来的，现在看来自己确实是“捡”来的。童年时，他的任何愿望在父母口中注定是“不行、不可以、不能够”。只要他开口，迎头必定是冷水，“就你？也想？你还没认清自己几斤几两吗？”

父母稍有不如意，“竹笋烤肉”便是家常便饭。那时他们还蜗居在低矮的平房里。阿七从小营养不良，只有踩上椅子才能透过那扇小窗窥见外面的世界。他看着别的孩子牵着父母的手，自己却蜷缩在逼仄的角落，只能从窗棂透入的微光里，汲取一丝渺茫的慰藉。

1982 年，人口普查查到家里，阿七才终于有了户口，被草草塞进小学。坐在教室里，他比周围的同学整整大两岁，坐在最后一排被嘲笑是“愣木头”。

同学口中的连环画、小人书他都不知道。他的童年几乎是在剥玉米和农活中长大，他没有朋友，父母也不允许他交朋友。父母给他灌输着：世界上只有父母是最爱你的，除了父母没有人愿意和你这个蠢蛋接触。

潜移默化下，阿七上了学甚至也这么觉得。学校里的同学只嘲笑他，渐渐地他变得孤僻。他希望得到认可和关注，可偏偏事与愿违。

长期的精神压抑，扭曲了他对认可的渴望。转折发生在初中一次放学后。他无意间路过一间教室，瞥见里面正在换衣服的同学。那一刻，窥探他人私密领域的禁忌快感，第一次击中了他。

父母到了学校点头哈腰的连连道歉，阿七是未成年，偷窥的又是男同学，老师并未深究只是做了口头警告。

当晚，父母男女双打对他又是一顿“竹笋烤肉”。

父母的关注，加上学校轻描淡写的惩戒，反而像在干柴上浇了油，加剧了他对偷窥的饥渴和父母关注的渴望。渐渐地，偷窥欲和关注欲的天平开始倾斜。偷窥的快感在成年后攀至顶峰，像把野草吹风吹又生。

讽刺的是，法律对“单纯偷窥”与“实质侵害”的区分，偷拍并散布隐私可处十日拘留，而仅偷窥未传播者，处罚通常较轻。加之行政拘留的封闭环境，非但未能遏制，反而将犯罪场景的病态快感，深深烙印在他脑中。

坐在冰冷的拘留室里，两个声音在他颅内激烈撕扯：一个微弱地喊“不能再这样！”，却无力压制汹涌的欲念；另一个则狞笑：“继续沉沦吧！早就是阴沟里的老鼠了，还妄想活在阳光下？”

后来，他干过酒店保洁。利用职务的便利，他疯狂搜寻着他人刻意掩埋的秘密：垃圾桶里孤零零的验孕棒；分手后发泄般折断、胡乱涂抹在墙上的口红印；甚至，用镊子从白色床单上，小心翼翼夹起的一根卷曲的阴毛。

这些被当事人遗弃的碎片，让他的肾上腺素狂飙。窥探欲如同划开的伤口，不见愈合只知膨胀。

2000 年，阿七因盗窃罪入狱。

刑满释放后，“前科”二字如影随形，将他挡在无数工作门外。他卖过街头去渍笔，在人潮中一次次推销，一次次被拒；扫过大街；也在便利店熬着最苦最累的夜班。

这些年，他持续接受着心理治疗。可童年的创伤，终究成了一生的潮湿。

阿七是最后一个加入 0322 案的，他披上了那身最擅长的伪装，化身为“捕鼠器”引窦微入局，引警方入局，撕开掩埋了二十四年的真相。

案发前，他曾问周然：“为了一个人口拐卖案，花了这么多年，值得吗？”

答案不言而喻。周然潜伏在这个拐卖集团身边二十多年。这条路上，不仅有周然，更有孟延、吴耀年、窦建国等人的坚守。只是，这一路走来太难。

阿七又问：“那我还能做个好人吗？”

“当然，什么时候都不晚。”

这份迟来的肯定，是他幼年时梦寐以求的救赎。但如今，似乎已无关紧要了。

弥留之际，养父母依然拒绝认错。他们固执地认定：没有金钱交易，便算不得拐卖。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