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征问题”有何意见？请他们迅速答复，他们回答说：毫无意见，只愿意保境安民！

于是，这次的天津会议虽有张作霖亲自参加，却仍无结果。各省军阀在此期间，唯一一致的是向北京政府索取军饷，他们开出来的数目是1500万元。

没有钱当然不能打仗，于是段内阁便忙于在“钱”上面动脑筋。财政总长曹汝霖建议发行金币券2.4亿万元，向朝鲜银行借款8000万元作为三分之一的准备金，金币券代表的货币是二分之一美金，成立币制局为发行金币券的监督机关，另设贸易公司经营发行及国际汇兑业务。段祺瑞采纳了这个建议，拟就发行金币券条例，请冯国璋公布施行。而冯国璋又一次拒绝盖印。

西方国家对北京政府这项措施表示反对，他们认为中国改革币制应该先向五国银行团商量，不应该单独行事，这是违反西方共同利益的，所以联合对中国抗议，这时由于欧战已接近尾声，列强开始又对中国注意，不像欧战紧急期间那么放松，因此他们不能容忍日本政府和段祺瑞政府的各种勾结，仍想透过五国银行团对中国加以控制，这样也阻止了日本对华借款的垄断权。

日本政府鉴于西方国家的强大压力，所以也不愿过分招致西方国家的恶感，因此召回了留在中国的首相私人代表西原，同时对于金币借款一事也暂不考虑。

段祺瑞政府和日本的勾结，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因为军火的供应只便宜了奉军，两次日本军火都被奉军劫取，借款虽多，却是远水不能救近火。

张怀芝和倪嗣冲都离津返防。只有张作霖仍留在天津，他这时对于北京的政坛已发生了兴趣。

张作霖在天津时爆发了一件大事，他发现从3月25日段祺瑞第三次组阁起，徐树铮一共代领到奉军军费550万元，但奉军只实收到180余万元。他再进一步查问，发现徐树铮把其他的钱用在编练参战军和组织新国会的选举上，原来徐树铮竟玩弄“假报销”。

张作霖自入关后，与各方接触中，听到的尽是徐树铮如何跋扈，如何猖狂，挟段祺瑞以凌欺北洋各军。因此心中对徐树铮已怀不满，现在发现他竟擅把奉军军费移作别用，欺人欺到自己头上，怎不光火，因此他不待和北京政府磋商，立即下令解除徐树铮的奉军副司令职务，并且要找徐树铮算帐。

段祺瑞听说张作霖翻脸，生怕闹出别的麻烦，赶快叫徐树铮去见张作霖谢罪，并且承认在短期内归还这笔款子。

在这件事情了结之后，段祺瑞很快又开始组织新国会的选举。

新国会选举在南北战争期间，由王恒岳控制的粤、桂、滇、黔、川五省坚决反对，而湘、鄂、陕三省也因战乱之故，选举不能正常，实际得以选举的，仅十四行省。选举结果让安福系大获全胜，获33.0席次，旧交通系获120席次，研究系只获20余席次。

新议员选出后依召集令于民国7年8月1日以前到北京报到，8月12日参议院解散，新国会成立，新国会因为是安福系所包办，故又称为“安福国会”。8月20日众议院选举安福系领袖王揖唐为议长，刘恩格为副议长，22日参议院选举旧交通系领袖梁士诒为议长，朱启龄为副议长。

议院副议长刘恩格无籍名，原来他是奉天籍的议员，张作霖支持他，所以他非当选副议长不可。

安福国会成立之后，段祺瑞和王恒岳学了一招，即“合法倒冯”。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他先表示下野，以迫冯国璋实践同时引退的诺言，可是他下台后，新选的总统是段祺瑞操纵的，而段祺瑞还保留了参战督办职务，所以段祺瑞下台还是在台上，但是冯国璋下台就是真的下台了。 冯段两人的斗争，在安福国会召开后，冯是失败了。

段祺瑞系决定不顾一切改选总统，但是南方却不同意。

公元1918年，民国7年8月31日广州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王恒岳向全国发表宣言：

军政府将继续召集护法会议，并在适当时候进行总统的选举！对于所有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