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MacDenton的电话，跟我说，Lyle人在苏黎世，还要一段时间才能回来，他那方面的律师打电话来询问，是照原来的计划十七号签字，还是等一等，直到他回来。我回答：“照原计划。”

签字的场面没什么特别，两个人甚至都用不着见面。我在MacDenton律师行的会议室里签字，Lyle隔着一个大西洋和六个小时时差，所以，用的是传真。

于是，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三点多，带着Caresse在JFK机场登机的时候，我刚好过了二十七岁的生日，也刚好了结了我的婚姻。我们要坐差不多十四个小时飞机，在北京首都机场转机，到达上海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晚上十点多了。这条路线跟我五年之前初到美国时走的刚好相反，那个时候是上海北京纽约，然后坐长途汽车到波士顿。走出国际到达口的时候，我甚至有点紧张，怕看到爸妈会哭，但事实是，隔了太久了，就不会再哭了。

我跟爸妈拥抱，把Caresse介绍给他们，这还是他们第一次看到这个小朋友的真人。刚开始Caresse还是笑笑的，但无论如何都不让外公外婆抱，碰一下也不可以。但他们总想抱她，她索性放声大哭起来。几次这样下来，大人们也只好放弃了。

“这样哭法，马路上人家看到还以为是拐来的来。”我妈有点不高兴。

第一夜，因为时差的关系， Caresse很是兴奋，坐在床上玩了大半夜。快到两点，才在我身边睡了。我还是睡不着，在房间里乱转。我出国之后，爸妈搬过家了。我和Caresse睡的是留作客房用的一间屋子，完全陌生的房间。没有衣橱，沿墙一溜书橱，摆得都是平常不太用到的书，只有那里有一些我熟悉东西：我小时候的影集，上中学时同学间寄来送去的贺卡和信件，还有一纸盒旧玩具。里面有一只发条水晶球，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是我外婆梳妆台摆设，应该是她年轻时买的，里面是一匹身披鲜花的白色旋转木马，摇一下晶莹剔透的雪花扬起来，再很慢很慢的落下。原本只要上紧发条，还会演奏鲜花华尔兹，那个曲名用德语写在底座下面，很久以前就被我弄坏了，只会发出嗒嗒的声音。我看了它很久，不能相信自己曾经弄坏了这么美的东西。

第二天我和Caresse还是日夜颠倒，昏头昏脑的样子，直到下午三点多午觉睡醒才又精神了。起来的时候，我爸在客厅接电话，拿着听筒，含含糊糊的说：“没有，工作忙吧，呵呵呵呵。”猜得到电话那头是在问我有没有带老公回来。

等他电话挂掉，我说：“谁要是问起，就实话实说吧，又不犯法。”

爸爸点头，妈妈说：“你奶奶高血压，要气死了。”

这是个大家族，表兄堂弟的数不清的亲戚，往上数三代也只有一个嗜赌的堂房叔叔离过婚，而我曾经是这一辈儿里最好的。我们正商量着要不要索性大大方方的把我的婚姻状况讲出来，结果却是多余的，尚在彼岸的Victoria已经免费替我宣传过了。我不太清楚最早的版本是怎么样的，反正甲告诉乙，乙再说给丙听，慢慢的也不知道原来是怎么说得了。有个亲戚很关切的看着我，问：“现在怎么样了，事情都处理好了吧？”我以为他指的是离婚，就说已经好了。搞了半天才明白，他听到的版本是，我在美国被人骗了。

89．纸飞机

在上海。Caresse这样肤色的小孩总会吸引许多人的注意，引出更多关于她身世的问题。我说的许多人包括邻居、物业管理员、商店店员，甚至公园里同样带着孩子的陌生人。大人们喜欢逗她讲话，引她笑，叫她“洋娃娃”，转身却又在感叹：现在没爹的小混血真是到处都是。孩子们则是更加公开讨论她的发色、眼睛的颜色，大一点的会说出“血统”这样高深的词，好像她是一只半比熊半贵宾的宠物狗似的。

我以为自己会受不了这样的场面，但实在没有什么事情是真的忍受不了的，没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我不回避那些问题，不少说也不多说一句。而且，尽管看起来跟别的小孩不太一样，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