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有利可图的业务。他坚称：“我确信，如果我们利用数据努力去做的话，即使现在也能从中获利。”但是，如果真能确保赚钱的话，那他为什么要中途放弃呢？他给出的理由是：“因为B女士要求道：‘电脑是我买的，所以请把电脑还回来。’我别无选择，只能答应她。”

但是，纯子的辩护律师发现松永的说法存在自相矛盾之处。

辩护律师问道：“你每个月花费二十万到三十万日元买酒，如果把这几个月的酒钱省下来，不就可以买台电脑了吗？”

松永答道：“像您那样的律师当然可以那么说，因为有高收入，生活也稳定。但是，像我们这样的好酒的人，即使有那样的目的，也会不由自主地把钱花在喝酒上。这样可能被您说是没出息，但其实也就是那样。”

辩护律师说道：“如果确实能赚钱的话，无论是谁都会想着把钱攒起来，重新买台电脑去创业的。”

松永：“如果像律师您一样头脑好用的人，可能会那么想吧。但如果是爱喝酒的人，就是会把钱花在酒上。这个是没法辩解的。我是在被捕进了拘留所之后，才迫不得已地戒了酒。嗜酒如命的人本性如此，即便明白其中道理，也还是戒不掉。不是吗，律师？”

这个问答环节表明，即使在询问中对松永进行盘诘性询问，得到的回答往往也都是这种蒸不熟煮不烂的狡辩。询问者也被绕来绕去地越来越摸不着头脑。一名检察官向记者透露，“即便对松永进行交叉询问也没什么意义，只会无谓地拖延审判时间”，所以检方罕见地尽快结束了交叉询问。

实际上，我在听到松永的答辩后，甚至陷入一种错觉，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听“漫谈”(4)。在这个犯罪史上极端罕见的凶残案件的公开审判现场，一旦他开始说话，紧迫感一下子就消失了。松永的答辩不仅让记者和旁听者爆笑，甚至让一贯表情肃穆的检察官和辩护律师也不禁发笑。我们再看一些松永的答辩。

松永坚称，自己之所以让清志写下各种各样的“相关事实的说明”，是为了督促松永反省自己的行为。针对那份清志性侵恭子的说明，松永是这样讲述其前因后果的：

“在我受托照顾恭子以前，清志和我们一起喝酒的时候，曾经吹嘘说：‘我们父女间的感情非常深，比一般父女的关系都要好。’我问他是什么样的感情，他就开始说起一些自己和恭子做的下流事。他说得一脸得意，我也就信以为真了。我说：‘这种事情和关系好也不是一回事吧。’清志摆出一副洋洋自得的模样回道：‘不！你不明白。’而且，我也曾经目睹过这样的情形。喝酒的时候，清志说“喂，摸我”，恭子就开始摸清志的下面。我吃了一惊，一脸茫然地说：‘真行啊！’当时，纯子正在厨房里做饭。后来，我也从恭子那里听到了她的真心话。我说：‘如果不让清志反省，而是放任不管的话，情况肯定会更糟糕的。为了让清志明白是非对错，那就让他把情况写下来吧。’纯子也表示赞成，就说服清志把情况写下来。清志也没有表示不满，很麻利地就写了。”

不管是让清志写哪份情况说明，松永都坚称，自己在那个过程中从未胁迫清志或者施加暴力，而且事后还会很友好地一起喝酒。

事实上，松永在公开审判法庭上认同了以下事实：对清志进行电击，对他的生活施加各种限制，把他锁在浴室里，以及清志的死亡和肢解尸体。但是，松永对这些事的叙述和纯子的证词，完全就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版本。在松永的叙述中，他把自己的所作所为都彻底地正当化了。

他说：“我对清志进行的通电，并不是虐待，而是叫作‘秩序性通电’。秩序意味着，在共同生活中，应该要彼此寒暄和作出回答、毛巾等日用品应该是自己用自己的、不要拿别人的东西、不要擅自打开冰箱等等。我向清志解释，并让他理解‘我们是在和电子技术打交道，是用通电来代替暴力，以此维持秩序’，然后才让清志进行了‘通电初体验’。”

“在那之后，当清志先生违反规则时，我对他说：‘这是第一次。’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