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了话匣子，说：“我从租客那里承接消毒工作。不过，很多时候并没有真的消毒，但也标记为‘已消毒’，把消毒费收入囊中。这样也能赚点小钱。”但是，松永是不可能轻易放过那些话的。

在法庭披露的证据中，有三份题为“相关事实的说明”的文件，是纯子根据松永的指示而负责保管的。这三份文件的署名是同一个人――“服部清志”。

第一份“说明”中写道：“我承认自己一直在私吞消毒费。这些钱本应上交给A公司（清志供职的房地产公司）。”根据人证纯子的证词，松永让清志坐在厨房的桌子旁边，递给他一张纸和一支笔，然后开始居高临下地教训他，强迫他写下“相关事实的说明”。清志刚刚还接受松永的劝酒，喝得不亦乐乎。但是，松永突然之间就翻了脸。清志被吓了一大跳，惊得满脸通红，随后又变得沉默不语，顺从地写下了那份说明。他自己清楚，这件事是自己说出去的，所以很快就承认了，也没有反抗。

第二份“说明”中写道：“我承认自己是A公司盗窃案的犯人。”松永以前听清志说过一件事，就是清志的单位里曾经发生一起百万日元盗窃案。后来，松永突然提起这个话题，并激烈地追问道：“你就是那个犯人吧！”清志拼命地否认，但最后还是被迫接受了自己是犯人的说法。

实际上，那件盗窃案很可能不是清志干的。清志的父母记得他当时非常苦恼，说“虽然我被怀疑了，但我绝对不可能去做那种事的”。如果他是真正的犯人，为什么要费尽心思，去对原本就一无所知的父母倾诉呢？或许，清志是在身心俱疲以至极其衰弱的状态下，受到松永的长时间审问之后，陷入一种自己就是凶手的错觉。又或许，他过于渴望从那种追责与逼问之中解脱出来，结果违心地写下了那份“相关事实的说明”。

第三份“说明”中写道：“我承认对恭子的性骚扰。”根据纯子的证词，恭子本人在松永、纯子和清志面前揭露说：“我在来到这里之前，是跟爸爸两个人生活的。爸爸和我一起泡澡，摸了我的身体。在我睡觉的时候，会脱下我的内衣，摸我的臀部，看我的性器官。”纯子说：“恭子说得有模有样、煞有介事，让人丝毫也感觉不到是松永逼她那么说的。清志当然是坚决地予以驳斥，但看着恭子越发激烈地反驳回去，我也不由认为‘那是真的啊’。”

恭子和清志正在争论的时候，松永也加入进来，支持恭子。清志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强烈的质疑和追问。据纯子说，在清志被追究的那些事情中，她对这件事最为愤怒，她在旁观的过程中抱着一定要让清志认罪的心态。

最后，松永让清志闭嘴，并递给恭子一张纸和一支笔，指示恭子“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相关事实的说明）”。之后，恭子在厨房一角写好“说明”。松永把文件拿给清志看，并命令道：“签字吧！”逼迫着清志承认自己对恭子进行过性虐待。

关于松永将清志一步一步逼入绝境的事实真相，还有一个目击证人――清志的女儿恭子。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恭子作为证人出庭的一些相关情况。

除嫌疑人之外，恭子是唯一活着的证人。恭子第一次作为检方证人出庭，是在平成十六年（二????四）一月的第二十次公开庭审。此后，她以几乎每周一次的高频率连续出庭，共计作证二十三次，每次约两个半小时。恭子在获得警方保护的时候是十七岁，现在已经十九岁了。她和祖父母生活在一起，一直在夜校上学。

法官出于对恭子出庭作证而可能产生精神负担的考虑，允许恭子不必直接走上法庭，而可以在法院的另一个房间里作证，并准许少儿权益咨询机构的工作人员作为陪同人员坐在她的身边。在法官、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的办公桌前，设置有小型摄像机和显示屏，恭子和询问人都可以通过这些仪器彼此看到对方的脸。但被告席上的松永和纯子，以及包括记者在内的现场其他旁听人员，则根本看不到恭子的脸。恭子的声音通过扬声器能被整个法庭里的人听到。

即使是面对非常细节的提问，恭子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