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过这样的文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春风的吹拂下……”似乎不这样开头就写不下去。总是觉得21世纪我们都共产主义了，到那时什么机器人、宇宙飞船还不随处可见，我相信每个人都曾经绘声绘色地描写过这样的场景：２０００年回到母校，聆听机器人为我们介绍学校的现况，其实这都是上了《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当。做科学家是最普遍的理想，教师是最崇高的职业，最不济也要做一名战斗英雄，这样的理想说出去才会有人赞许，不过我们确实也是那样憧憬的，当然这种憧憬在进入初中后就彻底破灭了。

那时的课余生活丰富多彩，我们会聚集在一起看动画片，因为那时不是每家每户都有电视。我们会放学以后不回家，不过是去田野、工厂捉迷藏，而不是去网吧。我们能够准确地分清小麦和稻谷，不只一次在夏天的晚上看到过流星和萤火虫。我们至少有十几种可供消遣的游戏，当然乐器、书法、芭蕾之类的不在其中。我们学习舍身扑火的赖宁和身残志坚的张海迪，男生传阅金庸和古龙，女生崇拜三毛、琼瑶，还有汪国真、席慕容、北岛、海子，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名人，却又无一例外都不是娱乐明星。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对现在的小孩来说新奇无比的故事，也就不一一道来了。因为生活相对稳定，只要父母是正式职工，什么都是国家统包，既无下岗失业的担心，更无医疗费无处报销的窘迫，这样一种稳定的生活让我们远离了贫困，暂时也还没有追求小康的欲望。因此，70年代人的童年有着太多的童趣。不过，读书的压力还是存在，在印象中，我老有做不完的作业，特别是小学，老师很变态，常常叫我们把词典里从第×页到第×页的词抄两遍，当时我们恨不得把词典裁掉一半。“不好好读书，将来就像我一样当工人。”每次不听话都会招来父母的这番教育，现在想想，大学毕业就意味着失业，当个工人没有什么丢脸。

生于70年代(2)

60年代生人其实是父辈的延续，依然是中国历史上最具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一代。他们的启蒙教育浸透了革命权威，他们的成才教育弥漫着革命激情，虽然他们也怀疑，也迷茫，但是和父辈一样，他们具有最纯洁的思想、最真诚的心灵、最狂热的情感，他们真诚地相信，在主义的指引下，他们能左右历史的发展，达到理想的彼岸。但是，父辈具有的革命浪漫主义他们却没能学会，为此，他们付出了巨大的真诚的代价。因此，嘲弄践踏曾经奉为真理的理想，便成为60年代生人最最可悲的变化，也成为60年代生人与父辈在遭受了相同命运之后出现的最大的不同。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充满挫折的心理背景下长大的。虽然我们没有经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批林批孔，但是，大概是智力开发较早，我们毫无障碍地领悟和接受了父兄的情绪。理性的力量是有限的，妄图通过人类的理性去改变世界是可笑的尝试。我们无师自通地选择了实用主义，同时也得到了父母在家庭教育中对这种倾向的下意识鼓励，因为这也是父母在改革大潮中摸爬滚打琢磨出来的心得。我们深深明白，物质比精神更实在，所以，80年代后期形成主流的商业文化被我们迅速认同。无论我们承认与否，我们已经习惯从效率标准而不是道德标准来衡量事物，我们嘴上不说，但却从心里赞同：奉献与牺牲在一个高效率的社会中是根本不需要的，如果每个人都较好地照顾了自己的利益，整个社会的利益也就得到了协调这样的观点。简而言之，就是我们生来善于走捷径而较少有道德上的障碍。至此，中国五千年的道德至上的价值观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划上了句号。道德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至少不是效率最高的选择，在这个激烈的社会转型期，需要的是智慧、活力、创造力，是高效率、高智商、高素质的精英，是完备、严谨，并得以严格执行的制度，而不是道德教条。

我们表面上对这个社会的缺点很宽容，其实是因为我们对社会缺乏强烈的责任意识；我们表面上藐视权威拒绝崇拜，其实是因为我们卑微得连崇拜自己都没有勇气。50年代的人想小芳、找孽债；60年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