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副官备车，说自己要去一趟蒲场巷的浙江大学文理学院。

邹副官照做，却有些意外，问他：“站长怎么突然想起要去浙大？”

“方才在会议室，我忽然想起来，我们都忽略了一个重要信息。”孟均漱解释说。两个人一前一后钻进停在保密局院子里的汽车，邹副官将车子启动，发动机发出均匀的嗡嗡声。

孟均漱将目光从车窗外收回，声音不禁有些懊恼：“曾克伦当初是说，新民路的省立图书馆是共党的一个联络点？”

“是有这么回事。”邹副官一边开着车，一边回应说，他微微侧过头去，目光却仍旧注意着汽车前方，“他不是没见过‘花匠’吗？”

“他是没见过，”孟均漱闭上眼，手指揉着眉心，“但是你想想，时常出入图书馆还不被人怀疑的，都是什么人？读书人，知识分子，这就是‘花匠’的伪装身份！”

汽车沿着三元坊主干道一路向北，兴业银行和交通银行的牌子从车窗外一晃而过。

“您的意思是，‘花匠’的掩护身份很有可能是浙江大学的教职工？”邹副官问。

“他这个级别的共党，不会是个年轻人。不是学生，那就是教员了。”

“可省立图书馆的周围除了浙江大学之外，还有四所中学，”邹副官有些不确定地说，“有没有可能是在这几所学校里？”

孟均漱靠在后座里，从后视镜中看向邹副官。

“共党找掩护身份有他们的一套逻辑，”他说，“要清闲的、自由的，这样才有更多时间进行他们自己的活动。哪怕是做教员，大学里一个星期就上几个钟头的课，不比中学教员轻松得多？所以，不是不查，是先从可能性最大的地方，开始查起。”

“明白了。”邹副官笑着说，“站长英明。”

因是政府来人，孟均漱和邹副官一路畅通无阻地来到教务长的办公室。教务长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头，拄着一支手杖，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在镜片后面笑呵呵地看向来人。

他客气地将两位客人请到沙发上，然后自己也在一旁坐下来，摘下眼镜，轻轻擦拭后又重新戴上，抬起眼对他们说：“不知二位长官此番前来，所为何事？”

孟均漱神色毫无波澜，也没有要说话的意思。邹副官见状，开口替他表明来意。

“我们站长想要查看 1941 年以后，所有入职贵校的教职人员。”邹副官身体向前倾了倾，盯着教务长说，“希望你能配合我们的工作。”

教务长愣了愣，干笑两声：“这位长官，不是我不肯配合，你们这一开口就要七年的档案，我可拿不出来。”

邹副官眯起眼睛：“是拿不出来，还是根本就不愿给？”

“长官，您这可就是为难人了。这六七年的档案，得有多少人啊？”教务长仍然笑呵呵的，邹副官却听明白了他话语中的拒绝之意，“更何况，您也知道，抗战期间学校大部分人员牵至后方，遗失了多少档案资料，这根本就无从查起嘛。”

孟均漱低头轻笑一声，再抬起眼，看向教务长的目光不带有一丝温度。

“教务长这是打算包庇那些异党分子了？”他不再绕弯子，直言道，“还是说，对总统府的政令有意见？”

“孟站长何必给我扣这么一顶帽子？”教务长摆了摆手，说，“政治是政治，学校是学校，你们这些军政人员，不要总是把这二者混为一谈。大学就是做学问的地方，什么主义什么政治，那都是出了学校的事情。在这里，谁也别想给我搞这些东西，共产党不行，你们保密局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