麝月：那联珠瓶得空也该收来了。老太太屋里还罢了。太太屋里人多手杂，别人还可以，赵姨奶奶一伙的人见是这屋里的东西，又该使黑心弄坏了才罢。太太也不大管这些，不如早收来是正经。

晴雯：[本已拾起针线，听这话又忙掷下]这话倒是，我取去！

秋纹：还是我取去吧。你取你送到三姑娘那里的玛瑙碟去，岂不正好？晴雯：[双手叉腰，笑道]我偏去太太屋里取一遭！是巧宗儿你们都得了，难道不许我得一遭儿？[脸虽对着秋纹，眼睛却斜睨袭人。]麝月：[一旁微笑]通共秋丫头得了一遭儿衣裳，那里今儿又巧，你也遇见找衣裳不成？

晴雯：[冷笑，环顾众人，却并不特别将眼光扫到袭人。]虽然碰不见衣裳，或者太太看见我勤谨，一个月也把太太的公费里分出二两银子来给我，也定不得。[麝月转身离开，秋纹追上她低声询问，碧痕、小燕和四儿凑拢叽叽咕咕，袭人只当没听见。]

晴雯：[往外走，走到门边忽然扭头对着屋里，并不特别对着袭人，而是对所有的人，大声笑道]你们别和我装神弄鬼的，什么事情我不知道！[随着晴雯跑出，闭光，幕急落。]

3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了一个农村题材的小说座谈会，当时作协的负责人邵荃麟，在会上提出了写“中间人物”的主张。小说什么人物都能写，这本来是一个根本用不着讨论的问题，中国的古典小说也好，外国的古典小说也好，都有着极其丰富的人物画廊。但在那个历史的结点上，邵荃麟他感觉到受教条主义理论的束缚，小说创作的路子越走越窄，都落入了写“英雄人物”与“反面人物”斗争一番，最后取得胜利的窠臼里，这样的小说不仅违背了社会生活的真实状态，也不可能具有艺术感染力，作家越写越苦恼，读者越读越乏味。不消说，邵荃麟是一片好心、苦心，为的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创作。但是，会刚开完，阶级斗争的弦就更加紧绷，作家们遭遇到的已经不是一般教条主义的捆绑，而是更加肃杀的极左浪潮的席卷。不久，邵的言论就遭到猛烈批判，“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学主张”，这场批判跟批判电影《早春二月》《北国江南》《林家铺子》、戏剧《李慧娘》《谢瑶环》等文化批判一样，成为了“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其实，把生活与小说里的人物按“英雄”（或“先进”）、“中间”（或“落后”）、“反动”（或“反面”）来“三分”，已经是不科学的了。没有比人更复杂的宇宙现象了。无论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社会上的活人，都会发现，那些活人构成了一个长长的谱系，在可以用“好”与“坏”界定的社会角色之间，会有非常宽阔并且变化多端的芸芸众生的谱段存在。况且，就是谱系两极的，可以称为“伟人”和“人渣”的那些生命，倘若再从纵向解剖他们的灵魂，那么，也会发现出他们的复杂性、暧昧性。“伟人”与“伟人”“伟”得不一样，而且其与“伟”相伴的，还会有不同的“非伟”甚至阴暗的成分；而即使被指认为“人渣”了，也有可能在其心灵深处发现亮点。作家应该本着自己的生命体验，把自己熟悉的人物那生命存在的复杂性描摹出来。曹雪芹在《红楼梦》的创作里，就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红楼梦》和《金瓶梅》很不一样。后者没有在书里表达出超过“指奸责佞”、“因果报应”的社会理想与人文关怀，对笔下的人物刻画生动却缺乏审美指向。曹雪芹却在他那长长的人物画廊里，赋与了对人物的审美判断。他笔下有贾宝玉、林黛玉那样的洋溢着个性解放光芒，使读者从审美中获得人生启迪的形象，也有像赵姨娘那样“蝎蝎螫螫”狠毒而又愚蠢、王善保家的那样挟势兴风招来耳光等作者不藏其鄙夷，更令读者齿冷的猥琐角色。但总的来说，他写的尽是“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那样的芸芸众生。在大观园的丫头形象谱系里，他把每一个角色的性格都勾勒得鲜活跳脱，秋纹在上面那场戏里，就一下子与别的丫头区别了开来，成为了独特的“这一个”。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