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来，她和余处长的合作十分顺利。浙江一带的敌特电台已经基本上被清理干净，只剩两部由公安人员完全掌控的保密局电台，源源不断地接收着台湾方面传来的任务指令。

列车缓缓停靠在站台，徐应明却没有直接前往上海市公安局，而是提着行李回到了曾经的徐公馆。多年空闲，房子里已经积落了厚厚一层灰，徐应明看着这里，忽然就想起了徐从道登上前往南京列车前的那个晚上来。

时至今日，她也终于切身感受到了父亲当年所承受的压力和责任。

万国公墓的碑文早在抗战胜利之后，便在惩治汉奸的浪潮声中被毁。徐应明作为国民政府的官员，对此却是无能为力。

这徐公馆，竟成了唯一一处可以让她怀念父亲的地方。

徐应明在提篮桥监狱见到老方时，已经是一九五一年的元旦。

他手拄着拐杖，一步步缓慢走到铁门前，对公安局的负责人说：“她叫徐应明，一九四二年初在重庆秘密加入我党，当时，我是她的上线联络人。”

“可是，我们掌握的情报里，她是国民党高级特务，杀害了许多我们的同志。”负责人翻看着档案记录说，“若非民众举报，我们也没有想到，这个人一直在执行毛人凤的计划，假起义，真潜伏。”

“她不是起义，她是归队。”老方摇摇头，肃然说，“她是我们的同志，代号‘信天翁’。”

“档案遗失，杭州地下组织负责人花匠牺牲，没有任何人能够证明她的身份。”

负责人顿了顿，又重重地叹了口气， 补充一句：“更何况，杭州那边，老余自己的历史问题都还悬而未决。 ”

徐应明到底还是被放了出来。那一天，她站在市郊她亲手葬下的胡文怡墓前，淅淅沥沥的雨丝打落在伞上。

老方站在身后问她：“为什么不告诉他们真相？”

“莫晓南还在台湾，我要保证她的安全。”

老方望着她的背影，在一声重重的叹息后，告诉她：“莫晓南牺牲了。”

徐应明怔住，半晌，痛苦地闭上眼睛，撑伞的手毫无知觉地攥紧。

老方告诉她，莫晓南牺牲在半年前的台北马町场刑场，一同就义牺牲的还有中央的特派员同志和吴石将军等地下党员四百余人。

“组织里出现了叛徒，才会造成如此大规模的连带牺牲。”老方叹了口气，想起了成都解放前自己被关押在国民党监牢里的那段黑暗的日子。他自己便是被叛徒出卖被捕的，在那里受到了敌人严酷的刑讯，腿上也落下无可挽回的伤。幸运的是，自己最终等来了组织的营救。

雨势渐骤。两人沉默着，周围只剩下大雨坠落地面的噼啪声，和青山上树丛随风摇曳的沙沙响。徐应明低着头忽然开口，声音沉沉，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老方，我想申请去前线。”

“你这是何必呢？”老方不解地看着她，“组织既已认定你的身份，往后，你便可以恢复公安部门情治人员的身份，参与到我们的工作中来。”

徐应明沉默了很久。

“可是，我可能永远也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特工。”她喃喃说。

老方没有想到竟是这样，有心相劝两句，一时间却又不知要如何开口，只能沉默地看着她踏着雨水，向山坡下缓缓走去。

老方望着她落寞的身影，远远地模糊在了大雨的朦胧中。他忽然有一种预感，这或许就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了。

尾声

一九八二年的春节过去不久，沈阳城中的人们便陆续忙碌了起来。早春的东北依旧是寒意不减，朱砚平裹着褪了色的棉衣，一路穿过热闹的城区，顶着扑面而来的瑟瑟北风，蹒跚来到城郊的半山上。

七年前，北京宣布了对“所有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一律宽大释放”的特赦令，被关押在东北战犯管理所将近三十年的朱砚平也终于被释放出来。

山上残雪未消，黑土枯枝之上点缀着一片